和张边一起到农场的还有他的同学、挚友黄一煌。黄一煌的父母都精通俄语，抗战胜利后曾有一段时间给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当过翻译，后来双双去了苏联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就获得了定居证。1968年刚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，去中苏边境地区军垦农场的须经政审通过方可批准。黄一煌报了名，但一政审马上弹了回来：父母均在苏联，儿子去边境地区，没准儿会叛逃！
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，他打定主意要干的事，一杆子扎到底，怎么也要办到！政审没通过，他就写血书、刷大标语，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。最后，正当旁人在嘲笑他“痴心梦想”的时候，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。
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，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，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提拔为副连长。1970年底，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“扶正”时，这位副连长突然失踪了。当时，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，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去苏联了，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。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他跑对岸去了，所以没有证据，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，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。
过了两年，当军垦农场里已经没人再议论黄一煌时，他以前的好友张边突然接到一份发自黑龙江省城哈尔滨的加急电报，说其父突患急病，危险，要张边立即赶回。张边二话不说，马上写了请假报告，连夜赶到营部去请了假。
张边心急火燎赶到哈尔滨，还没下火车就听见站台上的广播喇叭在叫：“从××农场14团来的张边同志请到候车室外的语录牌下面去，有人找你！”张边一怔，定定神又听了一遍，确认叫的正是自己，下车后就往外奔。
语录牌下，站着一个身穿解放军军官制服、外罩呢质军大衣的青年军官，身材高大，腰板挺拔，张边远远望去，似觉那身形有些眼熟。他走近几步时，那军官转过脸来，朝张边点点头：“张边！”
张边一下子愣住了：“你……你是黄一煌？！”
“呵呵，不是黄一煌还会是黄二煌吗？”
“你……你怎么当了解放军？”
“一言难尽，跟我去省军区招待所再说吧！”黄一煌手一招，一辆出租汽车便在面前停下了。
张边说：“我爸爸病危，我先得去医院看看，你把房间号码留下，我回来赶来。”
黄一煌眨眨眼睛：“老兄，那电报是我发的。令尊贵体无恙，每天喝酒哩！”
“这……”
张边还没回过神来，已经被黄一煌推进了轿车。
轿车直驶省军区招待所，黄一煌把张边领进他租住的房间，一个电话打到餐厅，让往这边送酒菜。
两人边喝边谈，张边问：“老兄，你怎么参军了，还当上了军官，现在在哪个部队？”
黄一煌不吭声，从衣兜里掏出证件，往桌上一放。张边一看，暗吃一惊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战略情报部第一局，职务是翻译。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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